企業低碳發展須從降成本出發

 作為《巴黎協定》的締約國，我國承諾了具有挑戰性的減排目標，這一目標將驅動我國進入碳減排高速軌道。當前，我國高排放企業減排壓力劇增，需要積極尋求減排的潛力區域和推進高效減排的著力點。

     筆者認為，我國當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中的“降成本”理念對于推動企業低碳發展有重要的啟示意義。通過卓有成效地降低企業的碳減排成本，可撬動企業積極主動開展減排，以有力地支撐起我國實現中長期的碳減排目標。

     從成本的角度來看，減排成本是一個阻礙企業經濟高效實現碳減排的關鍵性掣肘。這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：

     首先，當前企業減排成本高。從減排成本的兩個重要構成來看，一是結構減排成本，即因選擇低碳材料或能源，相較于重置原有的材料或能源而多支付的成本。現實情況是低碳環保的材料或能源均不便宜，較高的成本影響到企業的減排積極性。二是技術減排成本，即為購買或研發節能設備、低碳技術而比原普通設備或技術多支付的成本。當前狀況是，低碳環保的設備價格遠高于常規設備，企業在節能減排技術上投入高而回報低，其減排的積極性受挫。由此，形成結構減排成本和技術減排成本“雙高”的局面。

     其次，企業的減排成本極具粘性。在結構減排成本和技術減排成本“雙高”的背后，既有煤炭等高碳能源價格低廉導致企業去煤炭的動力不足的原因，又存在企業重置傳統設備時選取高價格的低碳設備意愿較低的問題，這體現了碳減排成本的粘性較高。而減排成本較高的粘性，又強化了企業固守高碳能源和傳統設備的理念，由此加大了減排難度，影響到減排目標的實現。

     再次，企業的減排成本無法得到有效的補償。一方面，政府給予的減排補貼非常有限，低碳政策引領作用還不夠強；另一方面，交易市場和交易機制尚不完善，企業難以通過碳排放權交易實現減排成本的有效補償。由此，在成本缺乏有效補償的情況下，企業減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均受到抑制。

     因此，筆者認為，我國要實現高效減排，推進企業低碳發展，需從降成本角度出發，地方政府和企業雙管齊下，在政策引導、機制設計、技術深化和管理支撐等關鍵方面綜合發力，系統性地降低企業的減排成本。

     政策引導。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引領作用，完善低碳能源發展規劃，加大對碳減排技術研發的支持力度。一方面，通過財政補貼和貸款貼息等方式，減輕企業因碳減排活動的高投入而增加的財務壓力。另一方面，通過倡導和推廣低碳消費理念，使消費者對低碳產品更加青睞，提升企業低碳產品的市場競爭力，為企業節省營銷成本。政府補貼和低碳消費理念引導可從外部有力地驅動企業積極減排，企業則可以輕裝上陣，開展多元化、差異化和更靈活的節能減排。

     機制設計。完善碳排放交易機制，為企業彌補碳減排成本提供制度和機制保障。在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，企業通過出售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（CCER）或者節余的碳排放權配額，獲得的收益可以有效補償前期碳減排活動付出的成本。因此，要設計和運作高效率的碳排放交易機制，使企業減排成本補償具有行為規范性和決策靈活性，激勵企業積極減排。

     技術深化。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的出現為能源消費改進和能源替代提供了支持，但替代成本高是企業當前面臨的一大難題。解決這一難題需從降低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的成本出發，加大研發投入，攻克關鍵性技術，力爭突破低碳技術的高成本障礙，實現低碳能源、低碳設備的高使用率和低減排成本優勢共存。由此，借助于減排技術進步可以逐步減少企業減排成本的粘性，推動企業更廣泛地使用清潔能源和清潔技術。

     管理支撐。管理制度和工具的應用，有利于對企業碳減排成本進行事前、事中及事后的控制，優化減排的資源配置，以達到低成本減排的效果。如現有研究指出的，企業根據碳減排目標編制科學合理的碳預算，實時控制和調整碳減排成本，可實現經濟高效的減排。另外，企業應適時構建碳減排績效評價體系，對碳減排活動進行正向的信息反饋。更為根本的是，企業需秉持成本效益原則，選擇最優的低碳化經營方案，從源頭上控制減排成本。